從一線城市到邊遠鄉村，教育的焦慮席卷全國。如何走出內卷，構建真正有利于創新性人才成長的教育生態，是我國基礎教育必須直面的難題。剛剛出臺的“雙減”新政拉開了新一輪教育改革的序幕，包括強化學校教育主陣地作用，深化校外培訓機構治理等一系列重磅改革正在緊鑼密鼓地落地。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，當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，我國若要從根本上解決考試社會的內卷，必須盡快對教育制度進行系統改革，普及高中，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。他認為，只有一半孩子可以上普通高中是過早分流，違背了我國產業升級的路徑，初中文化水平難以滿足智能制造業對高級藍領的要求，應該讓所有孩子讀完普高之后再選擇走職教路線還是大學路線。建議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第一財經：您一直以來都非常關注義務教育改革的話題，此前曾提出把義務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，在15年的時間內普及高中教育，最近您又進一步提出實行十年制義務教育。是什么原因讓您改變看法？這種做法可以解決現實中的什么問題？姚洋：最近社會上關于內卷的討論非常多，中央也出臺了高規格的“雙減”政策，對課外補習、擇校都作出了一些規定，但政策體系現在還不完整，對高中這一非義務教育階段的規定尚不明確。我國中小學教育的主要問題是學生無謂的學習太多了，這就是內卷。沒有幾個人愿意內卷，但每個人又被迫內卷。因為資源有限，升學不能光看自己的努力，還要看別人的努力，每個家長都被迫把自己的孩子放到“跑步機”上越跑越快。大量沒有意義的刷題浪費了孩子太多的時間，扼殺了孩子的創造力，這種教育制度不利于建立創新型社會。對于科學創造來說，智商是基本的，努力也很重要，但死記硬背的教育進一步扼殺了孩子的創造力，導致一些智商較高而情商不高的孩子在這個過程中被打擊，難以發揮出他的潛力。教育把一些本來有過人才能的孩子培養成了碌碌無為的普通人，這是當前必須要反思的問題。培養創新型的人才首要的是把學生從這些無用的內卷中拯救出來，給孩子、家長減負。但僅靠打擊課外班是沒有辦法實現減負的，課外補習很快會化整為零，轉入地下。減負的關鍵是要對教育制度進行系統改革，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，初中高中合并為一貫制中學，并嚴格規定不能擇校，而且不能再有超級中學。擇校在美國的實驗也是失敗的，在中國這種考試社會中更是“毒瘤”，超級中學是一種很壞的制度，它們通過“掐尖”將好學生都“掐”走，追求超高的升學率，也讓那些沒有進入超級中學的孩子覺得自己是二流的，影響了他們學習的動力。第一財經：您認為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能夠解決當前的教育內卷嗎？姚洋：是的。走出內卷必須從教育制度改革上入手，普及高中是必須的，如果我國的財力做不到12年，那么可以考慮縮減為十年制義務教育，一旦推行十年制義務教育，家長想“卷”也“卷”不成了。在具體的制度設計上，十年義務教育可以這樣安排：小學五年，實行中學一貫制，初中和高中合并成五年，上初中隨機分配學校，從根本上杜絕擇校。這樣，學生分布也較為均勻，好學生可以帶動后進生。孩子上小學之前可以加一個學前班，這樣七歲開始讀小學，十七歲中學畢業，上大學沒有問題。對于絕大多數高校來說，十年義務教育的知識儲備足夠了。一些頂尖的高校如果對學生有額外的要求，可以增加一年預科。不上大學的孩子可以上中級專科學校，兩到三年時間，然后就業。這樣就可以從制度上徹底解決中學、小學和幼兒園的內卷。不宜過早分流學生第一財經：近來有關部門提出要堅持高中階段的教育“職普比”大體相當，認為這一舉措可為給社會提供必要勞動力，使得經濟能夠保持合理的增長趨勢。家長對此的理解是，通過中考分流之后，將有一半的孩子上不了普通高中，反而進一步加深了教育的焦慮和內卷，您認為中考分流是否能夠達到政策設計的初衷？姚洋：過早地對孩子進行分流，將他們按照學習成績分為三六九等是錯誤的。應該承認每個十四五歲的孩子都有自我發展的希望，不要通過分流打擊他們，而是要給他們希望，讓所有的孩子讀完普通高中，到時他們的心智也較為成熟，再選擇走職業技術路線還是大學路線。未來我國產業升級都需要開數控機床，工廠要求有技術學院的大專文憑，初中畢業之后就進入職業教育，學生的知識儲備是不足的，達不到高級藍領的要求。第一財經：德國學生在小學階段就要決定做技術工人還是考大學。相比而言，為什么您認為我國學生在初中畢業后向職業高中分流還是過早？姚洋：首先德國的制度本身也受到了其國內的很多批評，更重要的是我們職業教育的水平和德國相差非常大，也學不了德國。德國技校的教育是非常好的，技校的學生每周五天的時間，有三天是在普高上的，只有兩天在工廠上，這樣下來，普通高中的知識也學到了，而且還實實在在地學到了技術。我國的情況是技校教育水平比較低，農村地區百分之六七十的技校學不到真技術，技校所教的知識和工廠需要的技能嚴重脫節。在德國，技術工人和大學生之間的通道是打通的，做了工人之后還可以去上技術大學，德國高中畢業生考上大學的比例還不如中國，只有約40%的學生升入大學，但到了30多歲，則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。然而，在我國這條通道是關閉的，絕大部分人當了工人之后就一輩子都是工人了。在德國做一個普通工人沒關系，過幾年就可以上技術大學，就轉變為有社會地位和可觀薪酬的高級藍領。我們學到了德國的分流，但沒有學到德國制度的后一半。現在學生被分流后做藍領是沒有升遷通道的，這對于初中階段學習成績不太好的孩子，特別是農民家庭的孩子來說是一種不公平的制度安排。我一直呼吁工人也要有職級，應該向工人開放適合他們的技術大學，比如像過去那種半日制半脫產大學，給他們再次接受教育的機會。第一財經：您如何看待近來一些三本院校向職業教育學院的轉型嘗試？我國該如何改變學歷教育與職業教育錯位的這種困境？姚洋：方向是對的，關鍵是怎么去做。我去德國看過，德國的技術大學一定要一到兩個大公司合作，大公司與這些大學有緊密的合作，不僅提供資金支持，公司的很多實驗室也設在大學里。技術大學屬于工科教育，辦技術大學比辦普通大學的成本高多了。辦技術大學必須有設備，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，三本學校沒有這個條件。這些院校向技術大學轉型時必須有與大企業聯合辦學的思路，改變職業教育與企業需求脫節的狀態。緩解焦慮 關鍵在教育體制改革第一財經：中央近日出臺的“雙減”文件提出，有效緩解家長焦慮情緒，促進學生全面發展、健康成長。規范課外補習是緩解家長焦慮的一劑良方嗎？姚洋：教育焦慮是當前社會非常普遍的情況，不僅大城市的家長焦慮，邊遠地區剛脫貧的貧困戶也焦慮，由于本地的公立中學升學率不理想，有脫貧戶拼盡了全力把孩子送到學費昂貴的私立高中去讀書。現在全社會都非常重視教育，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教育焦慮的問題，這么下去甚至會將剛脫貧的家庭再一次拉入貧困。我們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，只是采取一些治標不治本的政策，而是要從制度上來解決問題。如果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沒有推進，而只是嚴查輔導班，那么家長就會選擇化整為零、請私教，推高“一對一”價格，一些家庭愿意付這個成本而且能夠付得起，但經濟差一點的家庭就負擔不起了。從國際上來看，韓國、日本等都曾經禁止過輔導班，效果并不好，最后也只能又放開了。最終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并不是政府的約束，而是這些地區的大學成了普及教育，孩子們都可以上大學之后，去上補習班的孩子自然就少了，只有那些想上最好大學的孩子才上補習班，補習班的規模也就大幅縮減了。減負要讓孩子發揮天性，讓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長和專長。如果大學普及了，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能上大學，高考就可以改革，一般學校不只看高考分數，特長生也可以被找出來，有天賦的孩子可以冒出來，這對于我國建立創新型社會是非常重要的。第一財經：一直以來您都非常關注我國的教育均衡問題，尤其是農村教育的發展狀況，您認為，提高農村的教育水平，當前需要做哪些工作？姚洋：農村教育首要面臨的是農村地區教師資源不足的問題，應激勵更多的免費師范生到農村去，并增加財政投入來提高農村地區教師的待遇。現在師范生是免學費的，但學費本來就很低，對于學生沒有太大的激勵，下一步應該提高待遇，對學生的獎學金高一點，減輕家庭的負擔，這些學生畢業后如果到農村工作，除了正常的工資之外，國家還能額外給一部分工資，讓學生安心在農村地區工作三五年，緩解農村師資缺乏的現狀。現在教育制度中還有很多對農村孩子不友好的政策，比較典型的是高考中的英語考試，加重了城鄉之間教育的不公平。現在高等教育收費，越好的大學收費越低，清華北大每年只有5000元的學費，而三本大學收費高達好幾萬元，大部分去上這些學校的是農村的孩子。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們英語成績不高，導致他們在與城里的孩子競爭中處于劣勢，難以考入學費低廉的一二本大學，讓本來經濟條件不太好農村家庭承受了高昂的學費。因此，取消高考英語考試，將英語成績作為參考分數，在促進城鄉教育均衡上能夠發揮積極的作用。